接下来，在几周后，我开始感觉到一阵阵剧烈的胸痛。医院误吸了什么？还是因为不明原因的肋骨骨折？有几个夜晚，我在湿透的被单上惊醒，浑身大汗。我的体重又开始下降了，这次下降的更快，从磅降到磅。（译者注：80公斤到66公斤）我还出现了持续的咳嗽。这下癌症的诊断毫无疑问了。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和露西躺在旧金山的德洛丽丝公园的阳光下，等待着她妹妹。她瞥见了我的手机屏幕，看到了上面医学数据库的检索结果，“30-40岁人群癌症发病率”。
“怎么回事？”她问我。“我没想到你真的担心这个”。
我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想和我说说吗？”她继续问我。
她很沮丧，因为事实上她也担心过是癌症。
她很沮丧因为我没有和她倾诉过我的担忧。
她很沮丧因为我承诺过我会一生陪伴她，承诺过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没有对我述说你的担忧？”她问我。
我关掉手机。“我们吃点冰激凌吧，”我说。
我们本打算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休假，去会一会在纽约的大学老友。也许喝点鸡尾酒，再睡个好觉，就可以缓解我们婚姻的紧张关系，重归于好。
但是露西另有计划。“我不跟你去纽约了”，她在出发的前几天说。她准备搬出去一周；她需要时间去考虑我们的婚姻。她说话时声调很平缓，但是我仍感到一阵眩晕。
“你说什么？”我说。“不行”。
“我深爱着你，所以之前的事让我很困扰”，她说。“我担心的是我们从这份感情中想要得到的东西不同。我觉得我们疏远了。我不想只是碰巧知道你担心的事。但是当我告诉你，我对这种状态的焦虑时，你并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做些改变”
“一切都会好的”我说。“只不过是因为住院医师培训”。
事情真的那么糟吗？神经外科培训，作为所有医学专业里最苛刻和要求最高的培训，确实使我们的婚姻状态很紧张。太多的夜晚，当我很晚下班到家时，露西已经睡着了，我瘫倒在客厅的地板上，精疲力竭；太多的早晨，天还蒙蒙黑，我就要起身去上班，而露西还没有睡醒。但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都到了顶峰—大部分大学都愿意同时要我们俩：我去神经外科，露西去内科。我们已经在我们婚姻旅途中熬过了最难的那一段。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十几次了吗？她难道没意识到这可能是她把一切搞砸的最糟糕的时刻？她难道没意识到我只差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结束住院医师培训，她难道没意识到我爱她，没意识到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一直期望的想要的生活？
“如果只是培训的原因，我没问题”，她说“我们都已经经历了那么久。但是问题是，只是因为培训的原因吗？你真的觉得当你成为学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后，事情会变得更好？”
我提议取消这次行程，不仅如此，我还建议我们去见露西几个月前推荐的婚姻治疗师。但是她坚持她需要时间—独处的时间。在那时，迷茫和困惑消散了，事情逐渐变得清晰。好吧，我说。如果她决定离开，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就结束了。如果诊断结果是我得了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过她想要的生活。
在去纽约之前，我偷偷的做了几次检查去排除几种年轻人常见的肿瘤。（睾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科病房一如既往地忙碌。当时间从周四夜晚溜进了周五的清晨，我已经在手术室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当主治医生赶到时，我默默的道了谢。终于可以让我的后背靠着墙休息一下了。
医院回家的时候，才有时间去做一个胸部X线检查。去机场前，在赶回家的路上，我想，如果我得了癌症，这可能是我见那些朋友们的最后机会了；如果我没有得癌症，我当然也不用取消这次行程。所以不论如何，我都不该取消这次旅行。
我匆忙赶回家收拾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到机场，她告诉我她已经预约了婚姻治疗。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我希望你也在这里”。
几分钟后，她回复我：“我爱你。你回来时我会在这里接你”。
我的后背在飞行旅途中变得僵硬，当我到达中央车站，准备乘火车去位于北部的朋友的家时，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饱受各种剧烈的背部痉挛的折磨，从轻微到可以忽略的疼痛到我想放弃说话磨碎牙齿的剧痛，再到疼得我在地板上蜷缩，尖叫。疼痛愈演愈烈直到一个最剧烈的顶点。我在候车区的一个硬长椅上躺下来，感到我后背的肌肉在扭曲，我调整呼吸去减少疼痛—布洛芬已经不管用了—我在心里默念出每一个在痉挛抽搐的肌肉的名字，希望以此缓解这种撕裂痛：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一个保安走过来，“先生，您不能躺在这里”
“抱歉”，我气喘吁吁地说。
“严重的…背部…痉挛”
“但是您仍然不能躺在这里”
抱歉，但是我即将死于癌症。
这句话只在嘴边徘徊了一下。如果我不是癌症呢？也许这只是那些饱受后背痛折磨的人们的日常。我很了解后背痛—它的解剖学，生理机能，病人在形容不同程度疼痛时用的不同的形容词，但是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可能就是我现在这样子吧。也许只是我故意无视这个厄运。也许我只是不想说出癌症这个词。
我爬起来，蹒跚的走向月台。
当我到达朋友在科尔德斯普灵的家时已经是午后了，这里位于曼哈顿以北50英里的哈德逊河边，迎接我的是一群这些年来最亲密的好友，他们的欢呼声也夹杂着小孩子们刺耳的尖叫声。拥抱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如同暗夜里的冰冷暴风雨般的问题。
“露西没来？”
“突然有些工作的事”，我说“突发事件”。
“哦，真倒霉！”
“话说你介意我把包放下歇歇吗？”
我曾希望在离开手术室的几天里，有充足的睡眠，休息放松。总之，体验下正常的生活，可以让我的背部疼痛和疲劳症状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在一两天后，很明显，这些并没有好转。
我睡过了早餐时间，蹒跚的走向午餐桌，看着盘子里装的丰盛的豆焖肉和螃蟹腿，却一点食欲都没有。晚餐时，我已经精疲力竭，准备再次上床睡觉了。有些时候我读书给孩子们听，但是其他大部分时间他们在我身上、身边玩耍，跳跃和尖叫。（孩子们，我觉得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玩？）。我记得15年前的一天，我在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一个湖边读一本叫做《死亡与哲学》的书，一群欢乐的孩子把我当成障碍物，玩抢旗游戏。我过去常嘲笑自己与那个时刻的不和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壮丽的树木、湖泊和山脉中间，周围间杂着鸟鸣声和四岁孩子快乐的笑语中，而他的鼻子却埋在一本小小的黑色的关于死亡的书里面。只是现在，这个时刻，我体会到了相似的感受：不同的是，这里是哈德逊河，不是塔霍湖；孩子们不是陌生的，是朋友家的；把我从现实中分离开的不再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而是我自己正在死去的身体。
到了第三个晚上，我告诉房子的主人麦克，我想提前结束这次旅途，明天就回家。
“你的状态看起来不怎么好”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坐下来喝一杯威士忌？”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件事说出来。
“好吧”他说。“我猜这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
“不是”
他沉默了。“我不知道要具体问你什么。”
“其实，首先，我应该说我并没有确诊得了癌症。我能很确定的只是我现在一系列症状都指向癌症。我明天会回家然后查清楚。我希望我是错的。”
麦克建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需要自己搬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6个小时后我回到了旧金山。我刚下飞机，手机就响了。是我的初诊医生，打电话来告诉我胸部X线的结果：我的肺部有些模糊影，而不是正常的清晰的肺纹理，就好像是仪器取景窗开的太久造成的。医生说她不能确定。
其实她可能知道这意味什么。
我知道她知道。
露西去机场接了我，但是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家，我才告诉她检查结果。我告诉她时，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知道后把头倚在我的肩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低声说。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医院的好友打电话请他收我入院，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
我收到了所有病人都要戴的塑料手环，换上医院长袍，走过一群我能叫出名字的护士，然后住进了病房—和我这些年曾诊治过的数百个病人住的同一间病房。在这间病房，我曾经坐下来和病人交待病情和解释复杂的手术过程；在这间病房，我曾经恭喜过疾病被治愈的病人，看到他们重生后的喜悦；在这间病房，我曾经宣布过病人死亡。我曾经坐在椅子上，在水槽洗手，在标记板上潦草的写字，修改日程表。我甚至曾经在彻底精疲力竭后，渴望能躺在这张床上睡觉。现在我躺在了上面，却格外的清醒。
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护士，把头探进来。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
随之，我设想过并为之努力了几十年的未来，即将实现的未来，消失了。
第一部分
开始时身体健康的我
主的手放在我的身上，以主的意志把我带了出来，带到了满是骸骨的山谷中
主带着我从他们中穿过：看，在广阔的山谷前面还有更多的骸骨；瞧，他们已经非常干涸
主问我，人类之子，这些骸骨还能复活吗？
—伊齐基尔37:1–3,金詹姆斯翻译
很多年前我非常确信我不会成为一名医生。我在我家房子上方的沙漠高原休息，在阳光下抻着懒腰，我叔叔是一名医生，就像我其他许多亲戚那样。那天的早些时候他问我既然要去读大学了，以后计划从事什么职业，这个问题基本没有答案。如果非要我回答，我猜我可能会说是作家，但是坦率的说，任何关于未来职业的想法在那个时候都有些可笑。在几周后，我就要离开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小镇，比起攀登职业的阶梯，这感觉更像伴着嗡嗡的电子声逐渐达到逃逸速度起飞的飞船，冲向陌生但繁星闪烁的宇宙。
我躺在泥土上，周围环绕着阳光和记忆，感受着这个只有１万５千人城镇的渺小，憧憬着位于６００英里外的斯坦福大学宿舍，我的新大学及所有关于未来的承诺。
我了解医学是从缺席开始—特别是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他每天在黎明之前就要去上班，每天在夜里才下班，只能把晚饭再加热了吃。在我10岁时，他带着我们—3个男孩，分别14岁，10岁，8岁—从曼哈顿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金曼，一个对外界来说主要供在途中加油的夹在两座山脉间被沙漠和山谷环绕的地方。
父亲已被生计所累，他还怎么供儿子们去读他憧憬过的大学？—但在这里，他有机会建立一个区域心脏病诊所。他对治病的执着和奉献精神，使得他的病人们很快把他当成社区里受尊敬的一员。我们在平时的深夜或是周末去看他时，他总是一副混杂着甜蜜的喜爱之情和严格的说教的样子，拥抱和亲吻伴随着严肃的训话：“要做第一名很简单：找到那个第一名，然后比他多得一分”。他在脑海里做了些妥协，他觉得父亲的角色可以被提炼和精炼化；简短，集中（但是真挚）。不过对我来说，如果那是做医生要付出的代价，那代价简直太高了。
从沙漠高原上，我可以看到我的家，就在城市的边缘城市山的山脚下，周围布满点缀着豆科灌木、蒲公英和桨状仙人掌的红石沙漠。除此之外，尘暴卷走了一切，模糊了你的视野，然后无影无踪。留下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我们的两只狗，麦克斯和尼普在这么自由自在的环境玩耍永远不知疲倦。每天，他们都会勇敢的出发，然后把他们认为的沙漠宝藏带回家：鹿腿，吃剩下的长耳大野兔子，被太阳晒黑了的马的头骨，小狼的下颚骨。
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喜欢这种自由，我们会花整个一下午徒步，探险，搜寻骨头和罕见的沙漠小溪。之前几年我都在茂密森林的东北郊区，那里都是绿树成荫的大街和糖果店。现在我发现狂野的大自然、多风的沙漠是那么的不同和诱人。在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独自徒步就发现了一个旧铁盒。我用手指头撬开它，然后举起它，在距离我脸几英寸的地方,有三个白色的柔软的网，在每个网上,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黑色球状体，用细长的腿行进着，背着光的是其可怕的血红色的沙漏。每一个蜘蛛旁边都有一个苍白，有规律跳动呼吸着的囊，里面是数不清的即将出生的更多的黑寡妇蜘蛛。恐惧让铁盒坠落关闭。我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这恐怖经历构成了我的“乡村恐惧”，由残忍的身姿，黑色的光泽和红色的沙漏组成(没有什么比被黑寡妇蜘蛛咬伤更致命的)。我的噩梦持续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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