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审视科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药的研究只能是科学的研究，中药的标准也必须是科学的标准。
本文为《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12月4日的最新演讲：《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
文字来源：《知识分子》新浪专栏，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12-09登载
今天，中药的研究，只有科学的道路、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道路？这是一个问题。与此相关，今天对于中药的标准，只能是科学的标准、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标准？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如果审视科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药的研究只能是科学的研究，中药的标准也必须是科学的标准。
现代医药来源于多个地区，现代科学传承多个文明
我们的中药传统历史悠久，但是世界上很多文化、很多人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医药相关的发现或发明。受古希腊科学传统影响的西方诞生了现代医学和现代药学，在中国有时被误称为西医、西药。所谓“西药”吸收了人类文明发生过程中很多地区的成就，不仅是欧洲。
在抗疟疾的药物方面，早就全球风靡的奎宁，并非起源西方，而是起源于秘鲁的土著。他们知道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用糖水泡树皮可以减少树皮的苦味。17世纪的传教士将金鸡纳治疗疟疾的方法引入欧洲。在国王查尔斯二世用后，英国更为流行使用。
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提取出单体的化学分子奎宁，它是金鸡纳树皮抗疟的分子。奎宁可以化学合成，也可以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曾经很长时间提取比合成在经济上更合算。以后科学还合成了氯喹，避免奎宁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并没有人把奎宁称为秘鲁药、或者美洲印第安土著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如牛痘免疫等等，说明现代医药是兼容并包的，在科学精神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按科学的标准，吸纳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区的经验，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等来源中得到治疗有效的药物。
有更多的事实证明现代的科学也吸收全世界的成就，不是西方科学，而是世界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虽然相当薄弱，但也对世界也有所贡献。中国也积极吸收世界的科学，没人要独创中数、中物、中化、中生以区别于世界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回眸：中药抗疟的现代化研究之路
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19世纪的日本就有贡献。在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中，中国人也前赴后继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像今天大家熟知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先生，而中药现代化的历史迄今已逾百年。
年至年，陈克恢在美国获得生理学博士后曾回国两年，在北平的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工作，他在那里的研究分别于年和年发表了两篇英文论文，发现麻黄素的药理和临床应用。他从舅舅那里知道中药麻黄的重要性，麻黄的化学成分麻黄素由日本人用化学方法提纯，而他发现药理和临床作用时只是一个刚刚获美国哲学博士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其后麻黄素在全世界得到应用。
麻黄素和它的衍生物很可能是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从中药取得的单体化学药物，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在中国普遍缺乏科学的时期在北平做的工作。陈克恢在中国工作两年后，回到美国再攻读了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礼来药厂研发部主任、美国药理和实验治疗学会主席、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主席，成为百年来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学术地位的华人药理学工作者。
在抗疟药方面，我国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是从中药提取化学抗疟分子的先驱。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张昌绍，留学英国伦敦获药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过。年代初，张昌绍离开环境优裕的美国，回到战争中的祖国，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任职。他放弃自己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中国当时需要的抗疟药。因为在战争期间，大批中国军人、中国平民进入疟疾高发区，外国军队也在疟疾高发区作战，都迫切需要抗疟药。
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大量种植金鸡纳树，到年代占世界总量的97%。日本占领爪哇岛后，金鸡纳树的产地被日本控制，盟军在需要抗疟药的情况下却丧失了抗疟药原料来源，所以盟军在当时非常希望发现新的不依赖于金鸡纳树的抗疟药，美国、英国、中国都在研究新的抗疟药，只是开始没人相信中国会有重要发现。
美国不仅科学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而且本土没有发生战争，而中国当时很多科学家生活都有困难，包括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的太太都在外面摆地摊，补贴先生教书的收入。有一些科学家没有玻璃试管，而是用竹子做试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现抗疟药可能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和外国（如越南、印度）都流传过植物常山可能治疗疟疾的说法，常山也出现于抗疟中药复方中。在其他科研工作者也有一些研究的情况下，张昌绍带领他的学生周廷冲和技术员等做出了一系列贡献，并与化学家赵承嘏和高怡生等合作，成功地从常山获得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其抗疟作用。他们从年至年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有很大的潜在的应用意义。
